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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性跨越谨防阶层固化

发布日期:2019-10-10 16:17   来源:未知   阅读:

  山西省晋中市坚持多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区域间学校差距,形成了均衡协调、充满活力的教育生态。图为当地一所农村寄宿制小学的学生在练习威风锣鼓。

  《参考消息》3月24日报道“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下中国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会怎么样,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并不神秘,它是各国经济增长在统计上表现出来的规律。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等发达国家,而大部分国家却做不到?对此,各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以下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一是政策因素。这类观点认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比如,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进口替代政策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而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并不见得就是错误的。过去30年里,墨西哥经济增长没有什么起色,但是对墨西哥的经济政策逐一审视,这些政策看起来都是正确的。所以,政策本身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却失败了,至少不是简单地只靠政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制度因素。制度学派的学者都公认,要保证长期经济增长,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制度,要有好的产权制度。产权清晰,人们就会积极投资,积极创新。但无论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产权保护方面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三是结构因素。所谓经济结构,是指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结构论在中国很流行,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经济结构有问题。我用尽可能多的经济结构因素与这些相关国家是否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做回归多元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没有一个结构因素对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直接影响。

  到底什么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回到经济学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里的特殊现象。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长动力好像就慢慢丧失了,这才是问题的本质。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经济学家很早就对效率和公平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做过大量分析,比如著名的“库茨涅茨曲线”。库茨涅茨发现,长期经济增长与公平之间是倒U型关系:起初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不平等水平也很低;当经济开始增长以后,不平等水平加大;到一定阶段,经济继续增长,但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这个理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以农业社会为起点,农业社会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低,但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比较平等。工业化初期阶段,效率提升,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曲线开始往上走。到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增长,效率继续提升,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从而达到效率和公平都比较令人满意的状态。“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往往在工业化中后期,究其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不再廉价,劳动收入增加,供给失衡趋向平衡;二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更加充裕,资源重要性下降,机会更加公平;四是政府的二次调节更加有效,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制度更加完善。

  库茨涅茨规律总结得很好。标准的“库茨涅茨曲线”纵轴是不平等的程度,我把“库茨涅茨曲线”倒过来,使倒U型变成U型,再把纵轴改成平等的程度,曲线的含义就变成随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程度的变化。U型曲线起点还是农业社会,前半段下行曲线是工业化初期,曲线底部是工业化的中期,后半段是工业化的中后期,社会平等程度随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这是大致的规律。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却并不符合上述规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表示,197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曲线开始掉头向下,平等程度一路下降。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很难避免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资本收入增长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

  从库茨涅茨总结的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到一定阶段曲线应该往上走,经济增长的同时,平等的程度也要上升,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就在于,它们的“库茨涅茨曲线”一直在底部徘徊,没有效率,经济增长乏力;没有公平,不平等程度有时甚至加剧,效率和公平无法相互促进,反而出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迷失。所以,中国未来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在于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相互促进:一方面在效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阶段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平等程度逐渐提高,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

  实现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是社会流动性。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能提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断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还能实现社会和谐,提高公平程度。

  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是代与代之间的垂直流动,主要针对上一代的教育、收入、地位对下一代的影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一个极端;科举制度是另一个极端。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只要一个人能金榜题名,无论他是什么出身,都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体现了较强的社会流动性。

  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性怎样促进社会效率和公平呢?首先,它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促进了效率提升。在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都能通过积极学习、www.196777.com工作、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努力改变命运,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经济增长就有动力。而在一个流动性差的社会,家庭好的年轻人不用努力便可坐享其成,家庭出身差的年轻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有机会成功,这样的社会增长动力一定非常差。传统的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保护,但却忽略了对人力资本的产权保护,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人力资本蕴含在每个人自己身上。看似它的产权不需要保护,但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从微观角度讲,一个社会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就没有人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宏观角度讲,只有具备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人们才有必要、有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的增长才有保证。

  社会流动性还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假设社会一直保持动态平等,即机会公平,人们不论家庭背景怎么样,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静态不平等就会随着时间开始慢慢下降。持续保持动态平等,最终会进入静态和动态都比较平等的社会。沙田马场赛马时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的静态不平等很小,基尼系数很小,社会动态不平等也很低,流动性高,经济增长很好,创新能力较强。这是最好的状态,也是各国都希望实现的社会状态。拉美国家有一些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没有,它们的区别不在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也不在经济结构,而在于社会流动性。今期必中杨过打一生肖,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指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受教育的影响程度)达到0.6以上,而发达国家仅0.3或0.4。

  一个国家跨过“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必然出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分层,此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很难有很好的前瞻性,社会对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这些因素层层叠加,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除此之外,在经济增长初期,取得成功的阶层一定会利用政策缺乏前瞻性和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优势。当这些优势足够大,其他阶层的年轻人就没有机会了,就容易出现社会固化,社会流动性丧失。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要用动态平等逐渐解决静态不平等。只关注静态不平等,无论政府怎么分蛋糕,永远不可能使所有人高兴,更多的时候却会使很多人不高兴。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典型的特点是民粹主义兴起,每一届执政者都承诺更高的福利水平,最终却无法兑现。但如果我们把问题的焦点从静态不平等转移到动态不平等,加强动态流动性,给每一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人们对静态不平等的容忍度就会提高,社会矛盾也就不会那么激烈。

  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中国现在的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都非常严重。各种研究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此外,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性: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这个转型还没有结束。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一旦出现阶层固化的趋势,速度就会非常快。

  现在中国正位于十字路口,未来发展是否能走向“库茨涅茨曲线”的另外一段实现效率、公平持续促进,经济增长不断提升,公平程度上升关键是要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过去积累的静态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存,造成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的叠加。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甚至会造成未来二三十年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很复杂,绝对不能简单依靠民粹主义,也不是搞劫富济贫就能解决的。

  最近有两个著名学者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第一个学者发现,世界各国教育水平越高、越有钱的家庭,越重视子女的教育;收入不高、相对清闲的父母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时间反而不如那些工作很忙和高收入的人。他还发现,政府一般性教育投资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加剧不平等。他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当静态不平等与动态不平等叠加时,解决教育不公平必须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教育回报率足够高,低收入家庭才愿意投资教育。另一篇文章发现,代际流动性在美国不同区域之间差别很大,有的区域流动性很好,有的地方很固化。在流动性好的区域里,好的学校至关重要,那里相对来说有着较多的中产阶级,社区建设和文化氛围也比较好,家庭稳定性很高。而流动性差的区域则相反。

  这些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首先要打破社会机制、政策和体制上的歧视,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等。没有基本的机会公平,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只能造成静态和动态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更进一步而言,我们追求的公平竞争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而是赋予每个人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所谓机会公平,不是谁最能干,谁就有机会。因为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处于劣势,社会应该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大幅度的倾斜,才能解决问题,才是公平的。

  对于中国,“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长远来看,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社会能不能越来越和谐,不平等的程度能不能下降。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向“库茨涅茨曲线”的另外一端,能不能实现效率公平的相互促进,而这取决于是否能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作者简介】蔡洪滨,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北京市副主委,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领导完成多项国家部委委托的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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